解读法律文书作为著作权法“例外”的原因

　　众所周知，著作权法通过拟制法定的权利形式，赋予作品作者或权利享有者以一定时间、地域范围内的排他权利，权利人据此可以限制未经其许可的任何第三方，使其不得实施某些与作品相关的行为。这种法定的“垄断”可以使得权利人获得人格上的肯定与经济上的回报，从而促使其产生继续创作的冲动;另外，作品在经过法定保护期后会进入公共领域，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知识成果。总体而言，刺激作品产生是著作权法创立以来的一贯逻辑。

　　法律文件作为文本，其内容也需要经过创作者的智力劳动方可得以呈现，通常从形式上讲，它完全或者部分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“作品”的独创性以及其他客体要求。以判决书为例，一般情况下，一则判决需包含诉讼信息、当事人诉请及抗辩、证据列举及质证、本院认为及判决结果等多个部分。就内容而言，其中大部分属于对事实的客观描述，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的呈现，力求贴近真实，一般不具备智力成果的性质。但“本院认为”部分中，法官需要结合事实与法律展开分析，其说理过程体现出法官对事实的逻辑解构与法律的选择编排，能够体现法官的智力创作过程，具备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。

　　但著作权法偏偏将其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，更多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客观需要：一方面，法官等其他法院公职人员基于其履职行为而产生了上述文书，这些文书体现的是法院行使其司法裁判功能的结果，不需要社会额外为其进行激励而产生。另一方面，若赋予此类文书以著作权，有可能会阻碍其自由传播并因此降低其调节社会关系的效率，不赋权反而符合社会总福利的实现。[1]

　　由此可见，法律文书未获著作权法保护，其原因不在于它本身“客体不适格”，而在于它特殊的产生机制和社会作用，不限定其自由传播更加符合国家发挥管理职能、协调社会关系的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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